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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翰林”徐世昌为官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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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徐乐海 设置为精华(2010-07-27) —

    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为了优待他的那些老朋友而特别封了“嵩山四友”,让他们拥有免朝拜等特权,但老朋友徐世昌在得知自己被封“嵩山四友”后,非但不高兴,反而抱怨说:“嵩山四友者,永不叙用之别名也。阳尊之,而阴摈之,吾又何贵乎此?”

徐世昌与袁世凯的关系,说起来有几十年的交情了。同袁世凯一样,徐世昌也出身于书香官宦家庭,但他没有袁世凯运气那么好,徐世昌的父亲很早便去世了,致使家道中落,家计困窘。在未发达之时,徐世昌曾当过塾师,又在洛阳、安阳、扶沟等县衙帮办文案事务,一直是郁郁不得志。光绪五年(1877年),徐世昌在淮宁县任文案一职时,得以结识了袁世凯。

袁世凯比徐世昌小4岁,他当时非常倾慕徐世昌的才气,而徐世昌则认为袁世凯是有大志的人,两人随后结为金兰之好。袁世凯年轻的时候轻财尚侠,他在得知徐世昌无钱赴省应试后,于是便慷慨解囊,馈送了100两银子给徐世昌作为川资,以壮其行色。徐世昌也确实是个才子,他在随后的科举中连连得中(1882年中举,1886年中进士),十年寒窗终于修成了正果,而此时的袁世凯则已经投入军中,并随着吴长庆去了朝鲜。

徐世昌在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后授为翰林院编修。尽管他在科举上一帆风顺,但由于当时的军机大臣、掌院李鸿藻对他的评价不佳,以至于徐世昌在翰林院九年,连一次外放的机会都未曾有过(翰林一般会外放各省学政或督办乡试,大有油水可捞)。在此期间,徐世昌的生活非常清苦,他过年过节能送给老师的贽敬,只有二两银子。

也许有人会说,徐世昌中了进士还进了翰林院,那应该是吃香的、喝辣的,怎么会如此寒酸潦倒呢?其实事情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清朝的翰林,当时有“黑红”两分的说法,所谓“红翰林”、“黑翰林”。“红翰林”可以“上天入地”:“上天”者,指的翰林可陪侍在皇帝身边(侍读侍讲之类),他们接近皇上,沾着皇帝的恩典,自然是前途无量;“入地”者,则是有机会外放学官,做主考或者学政,由此收一堆弟子门生(当然,弟子门生附带的孝敬,也是少不了的),不仅好处多多,日后还可以相互援引。

  至于“黑翰林”,那就是上不着天,也下不着地,上下都不沾,只能在京师苦熬了。不幸的是,徐世昌当时便是这样一个“黑翰林”,他官阶七品,年俸45两银子,既没有外派的机会,也就没有额外收入,生活是很困难的。

  徐世昌之所以混成这样,主要是他在翰林院不招领导待见。当时在翰林院掌院的是清流派领袖李鸿藻,他暗地里给了徐世昌这样一个评价,说他“虚矫过人”,而这话又传到某名高权重并掌管官员升迁的亲王耳中,结果徐世昌就只有做冷板凳的份了。

等到袁世凯小站练兵后,他知道老兄徐世昌收入菲薄,于是想办法将他调到自己幕中担任营务处总办,年薪能拿到两千两银子,远高于翰林院的收入。徐世昌与袁世凯为布衣之交,而且很早就知道袁世凯绝非常人,因此也就不顾自己的翰林身份,在军中帮袁世凯操持所有文案工作,如所有来往文书、随营学堂的阅卷、军营中的章程制度、操典律条等,都是出于徐世昌之手。袁世凯对徐世昌也十分优容,但凡家中有事,徐世昌可以来去自由。

在袁世凯的不断保荐下,徐世昌在仕途上也是平步青云,先后出任练兵处提调、兵部侍郎、军机大臣、民政部尚书等要职。1907年的时候,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并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成为名重一时的封疆大吏。二年后,徐世昌回京再任邮传部尚书、军机大臣、协理大臣等要职,而此时袁世凯已经被罢回乡,北洋系的势力实际上都是由徐世昌在暗中维持。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山也是靠徐世昌的坚持举荐下才得以成行。

在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徐世昌作为他多年的至交好友,按理应该飞黄腾达,而当时袁世凯也是有意要让他出任国务总理一职的,但出人意外的是,徐世昌却和王士珍一样,退隐到青岛做寓公去了。
  原来,徐世昌自认为曾受清廷厚恩,清帝退位时尚兼任太保,如果接受袁世凯的委任,难免遭到封建士大夫们的“一时之谤”。另外,徐世昌也考虑到民国初年局势不稳,与其去冒风险,倒不如闲居两年,看看风头再说……同时还可以赚个“不负皇恩”的好名声。
   1914年,袁世凯在镇压“二月革命”后,再次请徐世昌出山任国务卿之职,这时徐世昌动心了,正当他要登上火车的时候,其弟徐世光抱住他的腿痛哭:“大哥啊,难道你忘了清室对你的皇恩浩荡吗?你前年还亲口说过‘不忘清室’,言犹在耳,怎能当成耳边风?当年议和之时,你曲从袁谋,已为人所议;如今再为袁世凯效力,将来有何面目见先帝于九泉之下?”
  徐世昌听后,也忍不住与弟弟抱头痛哭。但是,他最后还是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就此沉沦,终老林下,后来还是入京当上了袁世凯的国务卿,并一度参与了洪宪帝制的活动。袁世凯死后,徐世昌在负责处理完老朋友的丧事后,再度退隐。

倒是张勋复辟的时候,徐世昌一度有点想法。当张勋前来拉拢他的时候,徐世昌则提出一个条件……让自己的女儿婚配溥仪。“女儿做皇后,自己做国丈”……张勋和一帮子遗老遗少听说后,立刻跳脚大骂徐世昌是个“活曹操”(曹操曾经逼汉献帝立自己女儿为皇后),竟然狮子大开口,要价比他们那些干实事的人还要高!于是,双方的合作没有成功,而张勋的复辟也很快就失败了。

徐世昌为官多年,加上仕途之处颇为坎坷,因此他对做官深有体会。后来,徐世昌将他的为官之道总结为四点:一是说话要圆滑,模棱两可才主动;二是遇事要沉稳,不要急于表态;三是要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看出对方破绽再出手;四是反应要机警,时候未到要心平气和,时候一到要迅速抓住机会。

在冯国璋下台后,徐世昌凭着他纯熟的为官之道游走于各派军阀势力间,竟也能维持总统之位不倒达三年之久,这在民国史上,仅次于袁世凯的在任时间。在被曹锟、吴佩孚逼下台之后,徐世昌返回天津做寓公,开始过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他的诗,人称“超越前人”,书、画也堪称精品,但不轻易送人,因而流传不多。

1939年6月6日,徐世昌于天津病逝,享年85岁,是北洋系中是相当高寿的。

   选自新作《北洋野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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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小介
1879年徐与袁世凯结为盟兄弟,得袁资助北上应试。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


  

 1897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兼任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是袁世凯的幕僚之一,此後累获擢升。


  1904年,袁世凯创建警察,保举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负责京师的治安。


  1907年东北改设行省,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其时东北处于日俄战争之中,清朝的根本被蚕食,徐世昌多所举措,采取开商埠,借国债,连与国,修铁路等一系列措施。并在东北推行新政,以此来抵制日俄对东北的控制。


  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徐世昌自请病退,调任邮传部尚书,京浦铁路督办。


  1911年5月,清廷设皇族内阁,徐成为仅有的四名汉人内阁成员之一。任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徐力主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同年11月袁组织责任内阁,徐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至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後方向清室请辞。


  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徐力辞太保,隐居青岛观望时局变化。


  1914年5月,袁世凯据新的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由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其时袁世凯称呼徐世昌、赵尔巽、李经义、张骞为“嵩山四友”。次年袁公开推行帝制,


  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徐为国务卿。徐在公私两方面为袁尽力。因要求讨袁护国军停战议和遭到拒绝,徐力荐段祺瑞继任。袁世凯死後,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二人不久即发生府院之争,徐以北洋元老资格应邀抵京,先调解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後又调解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矛盾。


  黎元洪去职后,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军阀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他标榜“偃武修文”,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于上海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但无结果。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徐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及陆宗舆职务,以缓和全国舆论的反对。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斗争中,徐世昌惯以元老身份和居间调和者的角色因势操纵。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获胜,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指徐世昌总统为非法,迫其去职,自此徐世昌退出政界,居住天津租界。晚年日本人尝试邀徐出任华北政府职务,徐世昌拒绝参加日军组建的华北傀儡政府,保持了民族气节。


  

天津徐世昌旧居1922年6月,徐世昌被派系“逼宫”下野,遂返乡做寓公,开始过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


  他与林琴南、严范孙、赵湘帆、华世奎等名士组成“晚清簃诗社”。如为严范孙题写的一首诗云:诗坛酒垒厌江湖,眼底纵横见此图;花月多情如梦幻,川原有恨入榛芜;客来关辅三霄路,臣本烟波一创徒。此诗恰切地表现了士者飘然山林,宦途如梦的退耕复杂心态,磊落高华,舒卷自如,颇有“超凡入圣”的浪漫。同行评价为“吟咏之功,度越前人”。


  徐世昌在自己的退耕堂中做到了老有所为,诗、书、画一体三面。诗人往往独行其事,天马行空;书法家则需要具备诗人的某些素养,以进入更高的境界;而画家更要兼诗人与书法家的造诣,才能登峰造极。徐世昌出任大总统后,即自信“深得书法中三味,每日临池挥洒,分增局以上官员”。


  他的书法多为行、草体,名重一时,在津门各殿堂里多有其墨迹。如天津老字号“正兴德茶庄”、“成兴茶庄”、“直隶书局”等匾额均出自他的手笔。1919~1926年,徐世昌将其书法作品汇集成《水竹邨人临帖》3册、《石门山临图帖》1册,刊印发行。他的书法大宗为对联,其余为条幅、册页之类。


  徐世昌六岁开始学画,善画山水、松竹,尤其喜欢绘制扇面,造诣甚高,而且是每画必诗,一般不轻易送人,故他的绘画真迹少于书法遗迹。他的代表作《晴风露月四竹图》极为出名,人称:“画中晴竹,振雨露声;风竹摇曳飘洒,露竹沐甘浸润;月竹清漪宜人,为竹作中之精品。”该图为民间所收藏,民初作品,以六尺引卷作朱砂笔。1920年,徐世昌以大总统身份成立“国画研究社”,聘国画大家周肇祥主其事,同时拨巨额公款,明令成立北京艺术篆刻学校(今中央美院前身),由陈师曾任校长,齐白石、王梦白等人任教。徐世昌下野之后,周肇祥仍将名人画作送往天津徐宅,请其为之鉴赏评论,还不时与徐世昌研讨中国绘画艺术问题。“国画研究社”曾与日本画社共同举办过国际联合画展,分别在中国、日本及其他世界各地展出。徐世昌也有作品送到展会展览,获得中外各界的一致赞誉。“平淡天真,意趣高古;笔锋凌厉,状如削玉;诗画相映,书画同体;神韵相连,清爽不凡。”徐世昌的粉墨花卉、松竹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画,品位高雅,神韵仙体,在民国画坛声誉颇高。


  1939年6月6日于天津病逝,享年85岁。


  徐世昌先後娶卫辉曹氏和辉县席无棣为妻,曾经在辉县百泉“水竹村”置办田宅。


  徐世昌文人出身,昌诗、书、画俱晓。为总统时曾成立北京艺术篆刻学校,即後来中央美术院前身。为了阻止新文化运动的高涨,徐极力鼓吹“尊孔读经”以为抵制。退出政界於天津“退耕堂”过隐逸生活後,藉助僚友门客编撰书籍20余种。著有《欧战后之中国》《退耕堂政书》《大清琨辅先哲传》《书髓楼藏书目》《东三省政略》等书。 徐世昌的书画作品颇有声誉,曾在中国、日本等国画展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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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的“戒坛寺碑文”
  在北京西郊戒台寺千佛阁遗址前左侧,有一块十分高大,雕刻精美的石碑,这就是当时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于1921年到戒台寺进香时所撰写的“戒坛寺碑文”。
  戒台寺位于京西马鞍山上,始建于隋开皇年间,以建有中国最大的佛教戒坛而名闻于世,有“天下第一坛”之称。马鞍山蕴藏有丰富的煤炭和石灰石资源,数百年来,周边居民凿山取石,开窑采煤,而威胁到了这座千年古刹的安全。为此,明代成化十五年宪宗皇帝、清康熙二十四年圣祖皇帝都曾为戒台寺立下敕谕碑,明令寺院周边不准采石挖煤,以保护古刹安全。进入民国,皇帝的敕谕碑失去了效力,戒台寺周边采石挖煤的活动加剧,从而使戒台寺的部分殿基下陷,泉水断流。1921年,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到戒台寺进香时,了解到了这种情况,为了保护这座古刹,他撰写了“戒坛寺碑文”,镌刻成碑,立于寺中。
  “戒坛寺碑文”碑汉白玉质,高3.1米,宽0.96米,厚0.3米。碑额深浮雕二龙戏珠,额篆“戒台寺记”。碑身两侧各浮雕一条升龙,碑阳和碑阴四周各雕有12条小龙,左右各4条,上下各2条。方形碑座,前后两侧均为浮雕二龙戏珠,左右两侧各浮雕一条蟠龙。整座石碑共雕龙34条,精美细致。碑阳竖写行书18行,47字满行,首题“戒坛寺碑文”,“天津徐世昌撰并书”,文尾时间为“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文曰:“……马鞍一山,有唐以来沙门所居,而以戒坛名闻天下者也。扶舆之气磅礴奔辏,将有所届则必有崇山穹宫,遏其冲而愈闳其之,以穷其妍。夫戒坛之名于幽并垂二千年,寺于唐,坛于辽,奂揄于金,易名踵饰于明,丰碑、长松、石幢、浮图、辇跸之所、淹留经藏之所。容度为闳为妍,亦既备止论者,方谓太行西来,雄奔之势得斯禅宅广侈相当于,足以奠神区,而号胜地。故共和以来,有司据法守护,又为之丈量其界地,毋使豪右巧夺,意至善也。客岁有治矿子山之阳者,渴泉燥石,寺僧惶走相告,二三士夫知其事,察其坑脉,固非隆郁无所底,而毁寺宇于法不和,又为之于所司,禁其开采。案既定,请文于予,予惟戒坛开矿,明清两朝先皆有禁……又凡立国者,皆各有其宗教信徒,各茸治其居处,范以法律,勿俾废坏,东西所同也。京师寺庙当全胜时无虑,千百时代迁变,八九为墟,今所存者,或丽于苑囿,或伏于林扃,盖可偻指计也。然其仅存者,中外人士咸以为古。昔制度之留遗,宗教精义所寄托,互数百载逃累劫,而能岿然者也,必不可使鞠为瓦砾。部吏聚议,特为专条,躬任其保守之责。今观戒坛之寺,其闳且妍也,若此泉石之溉被葱郁,又若彼则信乎其有护于保障,而必不可以矿而荒之……”碑文明确指出,要对戒台寺进行保护。
  徐世昌乃清末进士出身,是北洋政府惟一的一位文人总统,有一定的文物保护意识,这一点确实高于其他军阀总统之上。正逢军阀混战,时局动荡,文物古迹毁坏严重之时,他写出保护戒台寺的碑文,望其免遭毁坏,这一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碑文分析透彻,论据充足,逻辑性强,极具说服力,足见其文字功力之深厚。
  徐世昌擅长书法,在任大总统期间,常题字赠与国会议员。美国传教士,曾任北洋政府总统府顾问的福开森称誉其为“学者、书法家、政治家、士绅”。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对徐世昌的后人说:“徐世昌字写得好,中南海有很多他写的屏风”。这的确不是虚夸,此碑充分显示出了徐世昌的书法功力。碑文通篇布局严谨,行与行、字与字之间整体安排得当,上下顾盼,左右相映,字虽多但不显繁乱,天地双边与行间行走气血相连,若单看一个字,又字字墨蕴饱满,活灵活现。徐世昌突破了碑文传统的横平竖直,规规矩矩的“台阁体”,字体挥洒自如,清灵飘逸,但又不失章法,行而不草,字字认真,颇具俊秀之气,给人以一种书法艺术的美感。
  此碑保存完好,字口虽浅,但字字清晰,是世间现存徐世昌书法中难得的一篇长文,在戒台寺众多的碑刻中别具特色,是一件颇具价值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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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的《欧战后之中国》
徐世昌   民国初期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人称“翰林总统”。徐世昌虽然是一介儒雅文人。然而,他在北洋派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文治天下”的政治才能,绝非是一些拥兵自重的总统可与其并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争结束后,徐世昌胸怀“斡旋运数,挽救危亡”之抱负,综观中国与国际的现状,著书《欧战后之中国》。此书为宣纸印刷的线装本,于民国十年1921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封面上盖有“金城银行总行展业设计室”的印章,原为金城银行的资料书籍,现由上海市银行博物馆收藏。
  徐世昌的《欧战后之中国》一书,以中国的“经济与教育”为主题,采用了三章十二节,一百二十四页的篇幅,进行了广征博引的论述。主要内容即:第一章战后世界之观察,有战役与经济之影响,战后之财政救济政策,战后之产业开发政策和战后之教育设施及改进四节;第二章中国之古与今,有古代之施教与殖产,学术及物力上之凭籍,现在之产业状态和现在之教育状态四节;第三章今后之中国与世界,有世界对我相需之殷,吾国及时自奋之机,恒久和平之关键和吾人之两大属望四节。

  《欧战后之中国》一书,立意独到,笔触酣畅。虽然经历八十余个春秋,尚能保存完好无缺。此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它对我们了解徐世昌的政治生涯,研究民国初期的政治、经济及其文化教育,在今天仍然有某种借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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