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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
2012-04-02 00:52:34 浏览:571次 【
  徐向前参加革命后虽然回乡次数很少,三次回乡也都是匆匆忙忙,但他一直以来对家乡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爱,这种关爱亦如他的秉性品德、为人风格一样,含蓄而深沉。
  “中山舰事件”后第一次回乡,小住10天旋即离乡找党
  徐向前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回乡,是在1926年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后。他是被迫回乡。回乡后,他与一起考入黄埔军校的五台老乡孔兆林、白瑞林、白龙亭、赵永贞、郭树云等人商量,想再去设法寻找党组织。照家乡人的说法,当时徐向前已上有高堂、下有妻小,如果是一般人就不会再离开家乡了。然而,10天后在党的指示下,他来到了鄂豫皖苏区,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此开始了与中外反动军队的持久战。
  徐向前的妻子因生大女儿徐志敏难产而不幸去世,所以他在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时又与红军战士程训宣结了婚。后来程训宣被张国焘推行的极左路线迫害致死。程训宣与徐向前结婚后虽然未生子女,但解放后徐向前还是一直给岳母按月寄生活费。到延安后他又与时任延安保育院院长的湖北人黄杰结为夫妻,后生了徐小岩、徐小涛一儿一女。
  离乡12载后第二次回乡,与家人小聚3天
  徐向前第二次和第三次回乡,都是在1937年。
  这年8月,徐向前参加了洛川会议并被选为军委委员。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徐向前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随后,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派徐向前随同周恩来、彭德怀到山西与阎锡山进行谈判。毛主席对徐向前说:“你是山西人,和阎锡山是同乡,好一同去做阎锡山的工作。”
  徐向前欣然领受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与周恩来、彭德怀等一道从陕西回到山西,开展对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这里距徐向前的家乡不过半日行程了,彭雪枫等都曾向徐向前提出:应当回去看看。徐向前何尝不想回家呀,离别家乡12年了!这12年,世界在变,中国在变,家乡情况怎样了呢?这么多年,他被国民党说成“匪首”,家中的亲人怎样他都无暇顾及。但他想回家看看的念头只是一闪即逝,摆在面前重大的工作任务等待他去干呀,他不能不全身心投入工作。
  阎锡山对来访的周恩来说:“周公来山西真会选人才,让我们五台老乡、又是我的学生的徐向前参与会谈,但是,千万不要带徐向前来刨我的墙脚啊!”
  经商谈,阎锡山同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要周恩来拟订第二战区作战计划。
  周恩来与徐向前协商后,一夜工夫就让作战计划脱了稿。阎锡山看后十分吃惊地说:“共产党里真有人才啊!”
  从大同、岭口回到太原,徐向前参加和阎锡山的谈判结束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都劝徐向前回老家看一看,也好扩大党的影响。徐向前心想,这12年中,自己逆境中拼搏,苦难中奋斗,多少次死里逃生啊!战争状态,紧张局势,他脑袋里无时不装着敌情,几乎没有想念家乡和亲人的时间。父母亲怎么样了?惟一的女儿又怎么样了?
  周恩来看徐向前是怕耽误工作,就说:“回家也是工作嘛。五台山区战略地位重要,是我们下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的基地之一,你去走一趟,能扩大党的影响,为将来开展工作作点准备。”彭德怀说:“你和家人离别多年,回去看看,合情合理,不能让人家说共产党不讲人情嘛!”还让供给部拿出60块大洋给老人买点东西。
  中秋节前三天的9月16日,徐向前带着忧伤和喜悦的复杂心情启程回乡了。早上6点出发,中午过后到了东冶镇。先到东冶镇朱门拜见了岳丈,才又踏上回村的路途。从这里到永安村还有几里小路,不能开汽车,只好步行。要到家了,徐向前很兴奋,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触景生情地和警卫员说起童年的生活、风土人情,什么东冶白菜、建安大米、台山蘑菇等都在话题之内。
  正当他在那条已经陌生却又大体还能辨认出方向的小道上赶路时,忽然看到前边一位背着口袋吃力地行走的老人居然正是自己的老父亲!他轻轻叫了一声。老人回过头,愣了愣,用惊疑的眼光看着面前这两个军人。徐向前恭恭敬敬地说:“大大(即爸爸),我是象谦。”老人听到“象谦”两个字,刹那间泪水奔涌而出。

  警卫员连忙上前接过老人肩上的口袋。徐向前搀扶着父亲,急切地询问:“娘还好吗?”老人用衣袖擦了擦眼泪,说:“她头年(即三年前)就过世了。”一听这话,徐向前一路的喜悦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代战将的脚步沉重了。他从小就爱母亲,爸爸外出教书,他在母亲的跟前成长。几分钟前他还想,自己这次回家,母亲一定会高兴得又是烧香,又是感谢菩萨的保估……却没想到老母亲竟然早已与世长辞了。徐向前百感交集。他又记起一句老话:军人是尽忠难尽孝呀!
  回到家里,姐姐、嫂嫂、妹妹、女儿都非常意外,恍如梦中,悲喜交加。消息很快传开了,村里热闹起来,亲戚、朋友、同学、邻里都赶来了徐家。住在外村的两个姑姑很快也赶来了。院子里人来人往,上房和东西厢房里都挤满了人。徐向前热情招呼着众人,一一回答他们的问话。
  一位老太太挤到徐向前跟前说:“银存(徐向前乳名)呀,让我好好看看,人家说你长了红头发、蓝眼睛、猪嘴巴,当了什么‘匪’,这是真的吗?”一句话逗得全屋的人都笑了。徐向前也逗趣说:“那你还来看我,不怕把你吃了哇。”众又大笑。还没见过父亲的女儿松枝虽然眼生,却又不愿离开,当父亲问话时,她却羞怯地躲在一边。
  自打进门,姑姑的一双眼睛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徐向前。她听说侄儿做了共产党的大官,定是“衣锦还乡”了,却没想到,这个大官穿的还不如老百姓的暖和哩,瞧他那身上的衣服多单薄,只能过春秋,不能挡寒。她觉得侄儿母亲不在了,姑姑应该尽母亲的责任,于是心疼地说:“银存,天快冷了,看你这衣服怎能过冬,姑姑得给你做条棉裤呀!”
  徐向前理解老人的心,温和地一笑,说:“姑姑,怕你做不起呀。”姑姑说:“再怎么穷,一条棉裤还是拿得出来的。”
  徐向前意味深长地解释道:“姑姑,我们是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领导的八路军,有好几万人,他们和我穿的都一样。要做就得一起做呀,光我一个人穿暖了怎么行呢!”姑姑这才理解了徐向前的心。乡亲们都听说共产党、八路军抗战,却不知道他们的情形这么艰难。老百姓哪里知道,红军改编成了八路军,编制是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却不给发饷。一河之隔的阎锡山每次回家来,大车小车拉着吃的和穿的用的,那么神气,那么威风凛凛。看来这共产党的官,和国民党的官不一样呢!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后来彭雪枫不止一次把它讲给众人听,要大家想一想徐向前这短短几句话的含义。
  国难当头,徐向前和家人、乡亲们的中心话题也离不开抗战。人人都怕当亡国奴,问徐向前该怎么办。徐向前说:“中国不会亡。不要怕日本强盗,老百姓要团结起来,要组织起来,要支援八路军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徐向前大姐的儿子郭富安、二姐的儿子赵希圣当即都要求把他们带到部队去,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徐向前看着两个孩子,很高兴他们竟然有这样高的政治觉悟,但又觉得他们年龄稍小了一些,带他们走不合适。他素来尊敬两个姐姐,从小听她们的话。最后,他征求姐姐们的意见,两个姐姐竟异口同声地说:“向前,你不用看我们,我们早商量好了,让他们去吧,跟上舅舅打日本,为国家出力,这是大好事!”听了这话,徐向前的顾虑立即消失了,答应带着两个外甥参加八路军。
  夜深了,人们陆续散去。徐向前和家人静下来又谈起了家事。姐姐、嫂嫂、妹妹都说:娘晚年很想他,病倒在炕上的时候还不断呼唤他的名字。徐向前很悲痛,让女儿掌着灯陪他来到上房西屋,在母亲灵柩(当地风俗,老年夫妇先死者可不下葬而停灵于家中)前站了很久。姐姐送来了纸钱,并替徐向前把它点燃……他不信鬼神,却从不反对妈妈和姐姐们烧香敬神。
  担任中共东冶中心区委负责人的朱效成等听说徐向前回来了,马上来到永安村拜访了徐向前,并热情邀请他为东冶各界人士作报告。徐向前爽快地答应了。9月17日,在沱阳学堂召开了有工农商学各界参加的集会。徐向前大步走上讲台,作了关于抗日形势与我党方针政策的报告。他号召家乡人民救国抗日,夺取胜利。他说:“抗日是全民族的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光靠八路军的力量还不够,要靠全体人民。八路军要在五台山建立抗日根据地,五台人民一定要充分动员起来,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来……”在两个多小时里,他讲得慷慨激昂,各界群众报以热烈掌声。他的这场鼓动性演讲,使家乡人民群情激昂,极大地增强了抗日救国的信心和决心,要求参军打日本的青年纷纷上台报名。接着,他还到五台县豆村一带号召工、农、商、学、兵一齐来救亡。

  后来,徐向前曾对这次返乡省亲回忆说:“离乡十二载,戎马倥偬,转战南北,没有机会和家人团聚,但故乡的山川草木,亲人的音容笑貌,却一直萦回在我的脑海里。年年岁岁花常发,岁岁年年人不同。十二个春秋过去,故土面貌依旧,人的变化不小。母亲于头年去世,棺材还放在家里。父亲年逾古稀。”“我父亲有文化,又因为儿子是‘匪首’之一,多年一直关心国事、政事,经常通过看报,了解党和红军的活动,了解我的踪迹。所以,思想比较进步,认为共产党爱国爱民,比国民党强得多。他说:‘象谦,看来你这条路走对了!’我说:‘逼上梁山哪!’后来听妹妹说,那些年国民党反共,阎锡山看在同乡分上,倒没来家里找麻烦。只是有次蒋介石派了两名副官来,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两人进门很客气,说是蒋校长派他们来,问问家里知道不知道徐向前的下落,有什么困难没有?我父亲回答说:‘自从象谦考上黄埔军校,就不知哪里去啦,连点音讯也没有,我正要找你们蒋校长要人呢!’闹得两名副官哭笑不得,匆匆而去。可见,老百姓也会和‘蒋委员长’斗智啊!”
  战争催人奋进,战火燃烧着八路军将领的心。这一回,徐向前只在家乡停留了3天,就离别家人返回了太原。
  向正太路以南转战途中第三次回乡,逗留一中午
  9月23日,八路军总部来到五台。10月初,徐向前奉命率一二九师一部再次回到故乡五台县,驻扎在阳白、善文、郭家寨等村庄。期间,他几次到南茹村八路军总部,并按照朱德总司令的指示,到阎锡山部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0月5日,徐向前为开展统战工作又来到五台县豆村,见到了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次日又上五台山台怀镇,与阎锡山的高级将领李俊功、田世俊、金宪章商谈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的战术、发动民众等问题,并作了抗战动员。14天之后,徐向前参与指挥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的著名战斗,击毁敌机24架,毙敌百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期间徐向前在距离豆村8华里的蒋坊村缔造并壮大了一支部队---“瓦匠连”,此事被引为美谈。蒋坊村,是一个人多地少的村庄,有一半以上劳力常年在外当瓦匠维持生活,因战争动乱,由太原、内蒙等地返乡的百余名青年瓦匠,家无土地可耕,生活没有出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极端仇恨。因有徐向前的宣传和号召,加之八路军总部宣传队头戴竹笠、足穿草鞋、手拄藤条、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来到这个村中,召开会议,宣传抗日救亡,使蒋坊村的青年瓦匠热血沸腾。紧接着,驻豆村的八路军机关又派来温有成组织群众控诉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罪行,号召青年踊跃参军,于是,全村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偕同参军的动人场面,在两三天内,参军人数竟多达70余人。
  徐向前得知此情况后很满意,并告知温有成说:“就把这支部队叫作瓦匠连吧!” 在蒋坊村参军热潮的影响下,附近各村如泗阳村、阎家寨等村青年30余人也纷纷报名参加“瓦匠连”,使该连很快发展到100多人。
  徐向前接见了这些新战士,和他们一一亲切握手,并说:“咱们都是老乡,老乡要爱家乡,要抗日救国,保卫家乡。”“咱们这支连队暂时就称‘瓦匠连’!你们说行不行?好不好哇?”参军者异口同声地说:“好!好!好!”后来,温有成根据徐向前副师长的命令,将“瓦匠连”改称“义勇军连”,由共产党员卢秉宪任特派员,范文斌任连长,在蒋坊村集训7天后,即调到豆村镇驻扎在新民厂。翌日上午,百余名战士坐在五高小教室里的板凳上,聆听徐向前长达两个小时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徐向前不仅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鼓励青年工人、农民集体报名参军,而且勉励新战士要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学科学,苦练杀敌本领,全体战士受到很大教育。
  时隔不久,徐向前由于战事的需要,要离开五台。临行前,他对卢秉宪、范文斌说:“由‘蒋坊瓦匠连’改称的‘五台蒋坊义勇军连’,现在要改称‘游击队’,这是有战略战术意义的。给你们配19支步枪和百余颗手榴弹。虽属人多、枪弹少,但要注意‘灵活机动’、‘坚持最后五分钟’,还是能够打胜仗的。记住,甭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不久,由徐向前亲切关怀和培育的这个“瓦匠连”即奉命开赴繁峙、代县一带打游击。接着又转战于五台、盂县、代县、繁峙、崞县等五县。1939年3月,这支队伍被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四团。此团后编入六十六军。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向正(定)太(原)路以南太行山区展开,发动群众抗日。担任一二九师副师长的徐向前率七六九团一路南下,27日走到了五台县永安村附近。
  这时,大家都想到徐向前家看看。于是,徐向前就把陈锡联、汪乃贵、范朝利、丁先国等几个团的干部请到家中吃午饭。
  穷乡僻壤的农家,没有什么好东西能拿得出来招待的。家乡待客人最上等的饭菜,就是莜面窝窝和羊肉山药。这几个“土八路军”的官员,都是南方人,不知道那莜面窝窝吃多了会胀肚子,加上行军打仗很难吃上饱饭,便大吃起来。徐向前说,这东西不能多吃,他们也不听。这次与家人团聚,是来去匆匆,军情紧急,吃过饭大家就上路了。哪知吃过饭一出村,汪乃贵就胀得肚子疼了。徐向前笑了:“这就和打仗一个道理:不能看着敌人就眼馋嘛。”
  这是徐向前参加革命后第三次回故乡。也是最后的一次与老父亲见面。这次离别时,徐向前的父亲把他们送到村头,恋恋不舍的。他步履艰难,话语很少,两眼闪着亮晶晶的泪花。老人也许想到了,这可能是与儿子最后的一别。大家都热情地向老人告别。徐向前向老人说:“大大,回去吧,以后我还会回来看你的。”谁知,这是老人最后听见儿子的一句话。此后,日军占领了家乡,徐向前的父亲是敌人重点追捕的目标。形势紧张时,乡亲们帮忙把徐向前母亲的棺木下了葬,将多病的老父亲转移到山上一座庙宇里。徐向前的嫂嫂和侄儿们轮流偷偷给老人送去些米面食物。一位本家亲戚,叫徐献荣,也经常去照顾。徐向前的父亲最后病死在那个寺庙里。
  对亲友对家乡廉洁大爱,对祖国无私奉献一生后
  徐向前对家乡山西的直接关爱和“孝敬”,莫过于他为了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数次运筹帷幄、浴血奋战在三晋大地上屡建奇功了。在轰轰烈烈的对日抗击战、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中,徐向前足智多谋,韬略过人,指挥若定,用亲自解放家乡这样特殊的方式,回报了养育他的土地和人民。
  徐向前1937年从家乡带走参军的虽然是亲外甥,但徐向前对他们从未有过特别的关照。入了伍,他就把两个孩子放到了打仗最多、最激烈的部队,每有作战,必令他们冲在最前面。后来,两人在与日军的战斗中先后牺牲。这成了徐向前遗憾了一生的痛心事。
  太原解放当天,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徐向前为主任。想当年,阎锡山以太原为老巢,在山西经营了38年,当地有句顺口溜曰:“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徐向前入城后,五台山又流传起新的顺口溜:“阎锡山跑了,徐向前来了,五台人还是沾光!”徐家在五台是个大家族,一些亲戚朋友听说徐向前“打”回来了,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前往太原,找徐向前要官当:“大小当个头,不用站岗楼,给个官当就比老百姓舒服。”徐向前对这些老家的来访者,总是耐心地予以说服。一些人理解了,逢人就讲:“还是共产党的官好,不贪不占不徇私情,咱们国家大有希望!”也有的人对此不大理解,说徐向前当了大司令员“六亲不认”了。可是当他们听说徐向前对两个姐姐的态度后,也就哑口无言了。
  徐向前的两个姐姐徐先月和徐春月听说弟弟做了“太原王”,就结伴从五台县的乡下来到太原,找到徐向前。看到两个姐姐,徐向前想起两个牺牲的外甥,心里内疚不已。这时,太原城里收缴和没收的敌人的东西堆积如山。两个姐姐看了,想起一贫如洗的家,忍不住提出要带一些回去,本以为徐向前一定会念亲情,看在牺牲的两个外甥的情分上答应她们。谁知徐向前却说什么也不肯给。徐向前对姐姐们说:“我这个司令和老百姓一样,是个穷司令。那些东西不是我的,我说了不算。”徐春月说:“不会吧,我们都看见了,那里堆了这么多的桌子、椅子,还有柜子。你在太原说了最算呀……”徐先月也说:“阎锡山当官,家里人是什么福都享尽了,我们不要当你什么官,只要点堆在街头的家具都不行?”

  徐向前听了,觉得姐姐还是不大了解什么是共产党人,就笑着解释说:“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阎锡山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我们共产党干部再大,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不能为自己。那些东西都是公家的啊,我不能让你们拿回家去。”姐姐们以为徐向前真的是官当大了,六亲不认了,很生气。徐向前劝说道:“你们来了,就多住几天,我吃什么你们也跟着吃什么;在这儿吃几天,就知道共产党的官是怎么回事了。”
  老姐俩住了几天,发现弟弟还是过去的弟弟,原来共产党的官是不办私事的,就什么东西也没要,空着手回家了。
  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数次将姐姐们请到北京来,让她们在浓浓的亲情中疗养心上的创伤。
  1990年9月21日凌晨,徐向前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对妻子和儿女以及来看望他的李先念等不止一次地说道:“我的遗言有三条:一是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
  11月1日至10日,中央有关部门陪同徐向前的亲属,乘专机飞往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执行徐向前的遗嘱,撒放骨灰。飞机追寻着徐向前的战斗足迹,将骨灰伴着朵朵鲜花,撒向徐向前征战过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其中一架专用直升机后来还在牛驼寨烈士陵园上空盘旋三周,撒下了徐向前元帅的部分骨灰。牛驼寨这个本不知名的小山包,和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一样,长眠着生前和徐向前元帅一起战斗过的战士们。这是徐向前奉献给祖国大地这一“家乡”别样形式的博大之爱!
  就这样,徐向前静静地安息在了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等浴血征战地。而徐向前的骨灰盒和遗像,则最后安放在了自己的故乡五台县烈士陵园中,了却了他叶落归根的夙愿。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作者是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这篇文章不是中共的保密档案,但是涉及中共党史、军史一些以往被歪曲和掩盖的事件,徐向前身为元帅,也无力还历史本来面目,推翻那些定案。他逝世之后,后人把他生前的遗言公布出来。

这篇文章其实是一个访问记录,是几位中共党史专家于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在徐向前寓所就党史的若干问题对徐向前的访问。就是这样一个访问记录,并最后由徐向前亲自审定。

徐向前昧着良心签字

当时去访问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廖盖隆、缪楚黄、刘经宇、佟英明、叶心瑜等。廖盖隆和缪楚黄在五十年代就是著名的党史专家,文革结束后,廖盖隆曾作过有关庚申改革的长篇报告,相当激动人心,可惜后来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而使改革受挫,廖盖隆长时间保持低调。刘经宇则是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党总支副书记,一九五八年调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

徐向前接受访问时说:「最近两三年内,有好多同志写回忆录,一些问题已经谈了。有些问题要回忆回忆,究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情况。过去有好多框框,现在没有框框了,冲破了框框,就能得来正确的答案,提供正确的参考资料。」
访问的正题是从这几位党史专家给徐向前的一封信谈起的。徐向前说:「你们的信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提到一九七七年九月我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整理者)。那篇文章是我签了名的,我要负责的。我看那篇文章有三处不正确,被歪曲了,需要更正。」

那篇文章并非徐向前所写,而是由他人执笔,但要他签名。 徐向前的「肺腑之言」所要纠正的问题有三:一是关于「张国焘擅自决定红四军撤出鄂豫皖」的问题;二是一九三五年左路军南下时张国焘是否发过「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问题;三是关于西路军过黄河的问题。

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毛泽东归罪于左倾路线的逃跑主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接掌大权后,仍然「跑」下去,并没有回到中央苏区,但是转而歌颂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而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则又归罪于张国焘的「擅自决定」。

徐向前在这里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而非撤不可的形势。他透露说:「关于这个问题,在延安的时候,陈云同志,还有康生找我谈过。」但是后来帐还是全算到张国焘身上。实际上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转战豫西、陕南,后来进入四川,建立根据地,壮大队伍,再去川西迎接中央红军,双方在懋功会师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已不到一万人,而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的四方面军则有八万人。到底谁更像「逃跑」呢?上述数字,正统的党史当然是不愿披露的。就是徐向前,也只承认自己有八万人。「中央红军是多少,我不知道。陈昌浩写标语,说三十万红军大会师。我在旁发冷笑,哪有这么多红军?」

正是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势力的悬殊,引发了毛泽东和张国焘的矛盾。

两个中央的背后

关于「武力解决中央问题」,也是传统的说法,这是张国焘搞「两个中央」的「分裂主义」最大罪状。

徐向前的「肺腑之言」说:「一方面军(按即中央红军——笔者)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我们四方面军文化太低,一方面军人才多,我们请求中央派人来红四方面军,中央就派了叶剑英同志来当参谋长,还有陈伯钧、张宗逊、彭绍辉等同志。」可见如果当时四方面军确实想吃掉中央红军,或者搞「独立王国」,又何必有此一举?

中央红军和第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军队重新组合,毛泽东、陈昌浩、徐向前等是右路军,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是左路军。

徐向前说:「当时他们(一、三军团)夜里走了,我们不晓得。早上,前面部队打电话来,说他们走了,还筑了工事,放了警戒,打不打?当时接电话的是陈昌浩,他手中拿着话筒,面对我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怎么说也不能打。』」
一、三军团是毛泽东所属的中央红军的一部份,毛泽东率部夜里北上,后来却指责是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之所以逃跑,根据某些「革命回忆录」所说,是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等原四方面军领导人,要他们武力解决,捉拿毛泽东,但这个电报给叶剑英发现,向毛通风报信,毛才率领队伍北上……文革期间叶剑英出任军委副主席,抓军事工作,这一点被作为他「无限忠于毛主席」的表现之一。

但是徐向前却另有说法。徐向前说:「我们那时候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按指用武力解决捉拿毛泽东的电报——笔者),是指定人译的。发给谁,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叫谁译就是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译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显然,徐向前不相信叶剑英可以看到不是发给他的电报。

后来廖盖隆向徐向前说,关于张国焘电报的问题,宋侃夫曾经来党史研究室谈过,说四方面军的电报都经过他的手。他说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字样的电报,只是有要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廖盖隆说,据一九三七年中央zz局批判张国焘的会议记录,毛泽东在发言中谈到,叶剑英把电报交给他看,电报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话。

廖盖隆的结论是:张国焘要求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是肯定有的,主要是对电报用什么措词现在有不同的说法,中央看到张国焘要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感到处境危险,所以立即离开四方面军北上了。

搞分裂的是毛泽东而非张国焘

就是说,张国焘仅仅是「要」四方面军南下,毛泽东闻讯就带领中央红军北上。也就是说,张国焘的命令还未成为分裂的行动,毛泽东就率先以行动来搞分裂,然后再反诬张国焘要「武力解决」。

廖盖隆还透露,宋侃夫建议他们写信给叶剑英,请他回忆这段历史。而他们也给叶剑英写了信。看来叶剑英并无回音,似乎是有难言之隐了,否则为何不明确说,给后人留下明确的历史呢?

第三个问题是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的西路军过黄河的问题。由于西路军后来差不多被国民党的马家军消灭,在中共党史中也把一切责任推给张国焘。

徐向前指出:「一九七七年那篇文章说是张国焘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过河的,西路军失败是执行张国焘路线的结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西路军打败仗是毛之过

其实一九七七年的文章是沿用毛泽东的说法。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在「注释」中更明确地说:「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徐向前承认是他率领四方面军过河的,但那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来电决定的,是中央的命令。

徐向前还说:「到陕北后,我们同张国焘没有直接关系了。我们主要是与中央军委联系,我们直接隶属中央军委领导,是受中央指挥的,受毛主席指挥的。」

也就是说,西路军后来打败仗,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挥错误。

早几年,为西路军平反的工作已在进行。徐向前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做这样的工作(徐向前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席是陈昌浩)。李先念(是西路军的大将)在一些文章中,还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等等,也做这个工作,但是比较有系统的平反,是见诸军内作家黎汝清的长篇记实文学《碧血黄沙》(一九九一年七月出版)。

这本书敢于明确指出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遥控指挥的错误,例如在那些不毛之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错误主张,而且作战命令朝令夕改,使他们无所适从,甚至坐以待毙。书中也指出当时身为西路军第一把手的陈昌浩,因为曾经在长征中紧跟张国焘而受批评,因此患得患失,在具体指挥西路军作战的过程中,不敢对中央的错误决定提出不同的主张,怕再犯zz错误。在这情况下,西路军终于走向覆灭。而那些后来因为四散而流浪或定居在河西走廊的战士,在中共建政后,还受到歧视,甚至受到迫害。

西路军覆亡后,张国焘不但失去了自己的zz本钱,而且被毛泽东扣上各种大帽子,成了罪魁祸首,以后被迫逃出根据地,投向国民党。

毛泽东在清除了张国焘这个有军事实力的zz对手以后,再清除王明一伙无军事实力的zz对手,一统了党和军队。

英明伟大的毛主席,为什么要将四方面军调去河西走廊这个凶悍的伊斯 兰骑兵所在的地区?本来是打通「国际路线」,后来为何又要他们在当地建立根据地?为什么作战上又指挥错误?他是不是清除红军中的异己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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